美国务院对伊朗总统莱希遇难表示哀悼

我国现有体制强调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权力，虽然国家机构之间在职权上存在着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力制约，但这种制约是单向制约，即人大制约其他国家机关。

当然，为了更好地保护生效行政决定所确定的权利人的利益得以实现，权利人可以在申请期限内要求、督促行政机关履行申请执行的义务。行政机关也仍然应当按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提供材料。

行政机关的权力既是其职责，更是其义务。如果认定行政决定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明显缺乏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并加附理由，在裁定作出后五日内送达行政机关。笔者认为，行政机关有权根据义务的性质及强制执行的紧迫程度，自行决定是否还需要另行确定催告履行期限。拆迁人依法支付了安置补偿费用后，被拆迁人仍拒绝搬迁。{3}而台湾地区的林三钦教授则进一步认为，有关人民不服课税处分，提起撤销诉讼被驳回后，仍不缴纳税款时，应该是由原处分机关，以被法院维持的课税处分作为执行名义，来发动行政执行（而非由法院来进行司法上的强制执行）。

笔者认为，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前提，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执行费用与诉讼费用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首先，九二共识以两岸当时都能接受的中国作为两岸达成共识的平衡点，是双方为了处理事务性问题所形成的共识。为避免这种交错性和非稳定性，我们从政党认同中抽去组织形态的要素，而将其限定为对特定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的认同。这五项共识后被列入国民党党纲，成为国民党两岸政策的一部分。台湾当局第二阶段的两岸政策，集中体现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认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使中国成为自由、和平、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唯一可行的道路,而台湾已经为此作好了实验和准备.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口号的指导下，台湾当局逐渐将重点移向台湾。

同前两个阶段一样，重叠共识也会为两岸带来稳定状态，而此稳定状态便是两岸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的统一状态。因此，分析九二共识的定位，对于确定和平协议的定位，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

[7][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因此，和平协议要成为稳定的法理共识，至少应该包括三项内容。因此，如何在理论上对两岸共识进行定位，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两岸共识定位理论，将对分析两岸关系的现状、前景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临时协议是达成重叠共识的第一阶段。

[12]当临时协议阶段的简单多元向理性多元转变后，宪法共识即告完成。对于两岸共识定位的分析，不仅要解读该共识的具体内容，而且还要评估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影响。然而，美国学者林茨等人认为，民族不具有组织性特征，仅仅拥有来自于民族成员的心理认同。由中共十七大报告透露出的信息可知，大陆已经开始在民族层次上构建认同。

当然，本文对和平协议性质的明确，仅仅是完成了和平协议是什么这样一个基础性工作，而且对两岸认同和两岸共识定位这两个理论工具的建构和使用还比较粗浅。九二共识签订后，两岸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两岸结束了隔绝对立状态，经贸、文化和人员交流不断扩大和升级。

在有关和平协议的理论体系中，和平协议是什么，即和平协议的性质尤为关键。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认为，各种关于自由主义的完备性理论（comprehensive doctrines）之间都存在对立或冲突，因而相互之间无法完全认可，在这样的社会里，一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无法确保社会统一的基础，也无法提供有关根本政治问题的公共理性内容.[7]为此，罗尔斯提出了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达成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的理念,[8]并提出了实现重叠共识的两个步骤：从临时协议（modus vivendi）到宪法共识（constitutional consensus）和从宪法共识到重叠共识。

惟须详加说明的是对九二共识性质的分析，因而这里我们需要讨论九二共识中的两岸认同问题。因此，在独白时期，尽管两岸在政党和政权两个层次上的认同有所不同，但在国家认同（对中国的认同）和民族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上则是一致的。第二阶段的大陆两岸政策主要包括：其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1990年后，台湾率先制定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台湾版的两岸法制.相对而言，大陆的两岸法制建设滞后于台湾，政学各界曾长期将台湾问题视为政治问题，对法律在解决两岸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重视不够。通过梳理两岸在独白时期和独白-共识时期对认同问题的基本态度及其变化，本文认为，两岸在政党、政权和国家等层次的认同上，均有较大分歧，短时间内难以取得一致。可以预见，和平协议签订后，两岸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军事等诸方面建立互信，形成两岸关系的正常化状态，从而有力地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21]这可以用来理解为何大陆不会单方面撤除飞弹，也可以用来理解为何台湾屡屡花巨资对外军购。（二）两岸共识之定位：三阶段理论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必须以两岸共识为基础。

那么，和平协议的A和B究竟是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在回溯历史、立足现实和展望未来的基础上加以厘清。这一方面是因为两岸民众基于血缘关系、民族感情、经济利益以及其他原因，要求两岸之间建立稳定、高效的交流渠道，因而两岸法制顺应这一要求，以制度形式肯定并保障两岸民众之间的交流和往来。

因此，这一时期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虽然也有政权认同的萌芽，但并未抛弃政党认同的思维，而且在后者指导下形成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给两岸关系带来了诸多障碍。正是在这种一致基础上，两岸于1992年达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九二共识,两岸也由此进入共识-独白时期。

[19]在本文原来的写作大纲中，本节还包括讨论中华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汉族与原住民的关系、海洋国家、国族认同、移民社会等问题，限于篇幅，本文在此赞同大陆学界公认的观点，具体讨论将在其他文章中详述。两岸认同包括政党、政权、国家和民族四个层次，而两岸共识之定位包括临时协议、法理共识和重叠共识。从上述历史脉络和现实状态可以看出，大陆和台湾的两岸政策，在认同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对大陆而言，追求国家统一是政府、民众的一致愿望，两岸政策也是围绕统一而展开，因此，大陆两岸政策在认同问题上的基本特征是一元性。其二，法理共识既不深刻，也不广泛，它范围狭窄，不包括基本结构，而只包括制度和程序，[24]可以说，法理共识的精髓是制度和程序。

作为认同主体的民众[4]对自己处于哪一群体的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场景中呈现出不同状态。[6]参见[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国家》，孙龙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签订和平协议只能实现并保障两岸关系正常化，而两岸关系正常化只是两岸从对立向统一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而不是两岸关系发展的终点。二、中华民族认同是和平协议的现实基础两岸之间取得一致认同是两岸签订和平协议的基础。

但是，不能因此而抹煞九二共识的历史贡献：其一，九二共识所形成的两岸稳定状态虽然是表面的、偶然的，但它在客观上缓和了两岸之间的对峙状态，为两岸的事务性交流铺平了道路。本文将借鉴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的有关论述，提出关于两岸共识定位的三阶段理论。

2005年4月，胡锦涛同志和连战先生达成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和维护两岸同胞利益五项共识。[3]参见周叶中、祝捷：《台湾地区宪政改革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67页以下。本文所引为台湾地区学者颜厥安结合原文所阐发的论述，参见颜厥安：《自由主义与宪政体制之建立》，载颜厥安：《幕垂号翔—法理学与政治思想论文集》，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54页。因此，和平协议只能是两岸在充分交流、协商后，以某种形式体现出来的共识，而不可能是任何一方的独白.[21]本部分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对这种共识进行定位。

其二，中华民国已沦为生存策略，难以起到政权认同的作用。由于国民党在台湾目前处于执政党地位，因此，上述两个党际共识，也将在相当程度上对台湾当局制定两岸政策产生影响。

以1992年两岸达成九二共识为界，两岸关系可以分为独白时期和共识-独白时期：前者是指两岸之间互不往来，而是以独白形式，单方面宣告各自的两岸政策。[3]两岸认同具有非稳定性特征。

因此，由临时协议所构建的社会统一只是表面性的，一如社会的稳定性只是偶然的，有赖于那种不去推翻侥幸的利益集中的条件环境。因此可以认为和平协议带来的两岸关系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足以为两岸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正常发展和交流奠定基础。